華體會體育今年的“5·1”國際勞動節，是疫情之后第一個長假，人們熱議淄博和各處人頭攢動的景點。我們依然想聊聊勞動者。王柳云的故事，是一個人如何竭盡全力試圖掌握自己命運的故事。
兩年前，2021年的11月刊，我們刊登過一篇，講述王柳云的故事。她出生在湖南一個貧困的鄉村，為了改變命運，自小讀書刻苦，高中學業因家里付不出學費中斷，便進入社會打拼，歷經波蕩。為解決沒讀大學的遺憾，閑暇中她一直進行大量的閱讀，到51歲，她偶然接觸到繪畫，覺得找到新的出路，但畫畫沒有幫她解決痛苦。為了賺錢，3年前，55歲的她來到北京打工。
最早，作者是在2017年通過一個共同的朋友得知王柳云，她當時還在浙江做打掃工作，生活困窘，在農村為了建房子欠了很多債，我們分享著她富有靈氣的繪畫和文字作品，想幫助她，但不知道從何下手華體會體育。3年前，我們和王柳云結識，也目睹著在她北京坎坷的打工生活，但與此同時，她也一直在租住的城中村的小屋里擠出1平方米畫畫。與她相處一年后，我們將這篇報道發出，過了一段時間，各類媒體，包括央視都做了跟進的報道，尤其是在抖音各種短視頻博主的二次傳播之后華體會體育，她好像開始“火”了。2021年，我們的文章發出后，我們曾建議她可以注冊一個微博來寫作，她便照做并堅持，再到后來，幾個出版社看到她持續寫作了2年的微博，也找她簽下她的書。
故事說到這里，我們當然很為她高興，但有時候也會看到，很多評論對“畫畫的保潔員”有著浪漫化的濾鏡。
我們想補充的是，作為一個具有高度自主性與創作自覺的人，王柳云始終很介意人們用她的職業、戶籍身份來形容她，或者說，她希望自己掌握敘述權。事實上，生活帶給她的痛苦和遺憾始終讓她無法正視這種身份，而她所付出的漫長、努力的自我學習的過程，也讓她對周遭的一切變化有著自己冷靜的看法。
自51歲時接觸繪畫開始，她發現，這種美育也成為了她的一種自我教育，“我完成了我的大學。”在這種無休止的自我勸導中，她給自己寫下兩句話，“我發現，當你把（解決孤獨）這些事情指望在別人身上時，以及當你要通過一種職業來實現你某個愿望或者理想的時候，那么你就過得比孤獨更孤獨，比痛苦更痛苦。”
對她而言，生活很孤獨。經歷第一次痛苦結束的婚姻后，二婚時，她嫁到浙江的一個沿海村莊，這個山里來的女人興致勃勃騎了五六十里路來到海邊，卻很失望，她只見到了黃色的海與泥漿。她常獨自出門看山看水，也因此，女兒對王柳云后來學畫的決定并不驚訝，“我覺得她很孤獨。”極少的空閑時，她去縣城的圖書館和書店看書，爭取半天看完一本書華體會體育。年輕時書店只有俄國與蘇聯文集最多，開始時讀不懂，她一字一詞筆寫口念，精華文段讀兩到三遍，然后走路背誦，思考它整篇如何布局，中年以后，浙江的新華書店里進了許多古文， “我最喜歡杜甫，跟他生活了很多年。”
學畫畫也很孤獨，“學畫的感受一點也不好，太痛苦了華體會體育。”她很想畫好，但是學畫太貴了。2年里，她在福建的一個免費畫室與大芬油畫村輾轉，一邊打零工，一邊斷斷續續地學畫，無以為繼華體會體育，之后便靠摸索自學。
“后來我就磨煉出來了，就不孤獨了。特別是我畫畫的時候，我把自己分成兩個人，我一個腦子在思考這個是哪里的場景，另一個腦子在指揮我說，應該怎么表達這些場景。這時候就有兩個人了，就像李白孤獨的時候，他寫詩說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，那就是一種非常干凈的，人世間最美好的孤獨。”她對我們談到。
最初寫這篇報道的時候，我們常聊起李滄東的電影《詩》。電影講了一個患阿爾茨海默癥的老人寫詩的故事，寫詩有什么意義呢？可能也沒有，我們理解的寫詩，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獲得一些喘息。同樣，王柳云曾在河南一個民辦小學教過一年的美術課，她盡心盡力地，想給這群農村孩子教授藝術的意義。而這樣的課能夠給那些小學生的生活帶來什么樣的改變呢？事實上，就連王柳云自己，也因為種種現實原因，最終離開了學校，來到北京做保潔員。
我們曾在2021年采訪過那個小學的女校長，她說雖然他們現在沒有美術課了，但是，這些學生把王阿姨帶動的一個喂鳥習慣延續了下來。王柳云喜歡喂鳥，在學校里，她經常拾掇食堂剩飯去喂鳥，她跟我說，喂鳥是父親教的。她父親有較嚴重的殘疾，生活很艱難，但她很小就看到父親把僅有的一點剩飯收集起來，讓她放到小樹杈上喂它們，“他說人類糧食的種子是鳥兒們帶來人世間的。”
在這期播客里，王柳云也讀了一首詩。讀完時她突然說，這其實是一首寫給她高中老師的詩。去年，看見網上的報道后，老師輾轉聯系到她，要她加入高中同學群，“有什么意思呢？他連高中畢業證都沒給我。但我后來還是給他畫了一張相。他找來了，他也老了，我不可能去找他算帳吧。”
沒有拿到的這張高中畢業證，以及未盡的大學夢，一直是她的心結，“為了這個事情痛苦了大半輩子。后來是畫畫了，賣畫了，特別是有人來讓我寫書了，我才把這個事情放下啊。”
